【吳燦找九宮格講座新】《尚書》的“政治品德抽像”說

《尚書》的“政治品德抽像”說

作者：吳燦新（中共廣東省委黨校二級傳授，廣東省倫理學會名譽會長）

來源：《華夏文明研討》2016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玄月十三日戊辰     

   1對1教學        耶穌2016年10月13日

 

 

 

摘 要：《尚書》中有著非常豐富的政治倫理思惟，認為政治品德抽像是選拔人才、王朝興亡、鞏固政權的主要原因。《尚書》中的“政治品德抽像”說孕育了現代中國三年夜政治倫理傳統：一是“德治”傳統。從堯、舜、禹三帝到夏、商、周三朝，都廣泛宣揚“德政”之理念，而孔孟繼承發展了周公“敬德保平易近”的德治思惟，進一個步驟提出了“以德治國”論。二是“平易近本主義”傳交流統。《尚書》一以共享會議室貫之的思惟就是德政的最基礎在于“保平易近”，因為平易近是國之本。孟子則發揚光年夜了從夏商周瑜伽教室以來特別是周公的“保平易近”思惟，構成了其平易近本主義。平易近本主義一向在中國傳統社會流傳了幾千年，成為中國傳統社會最主要的政治倫理傳統。三是“修身”傳統。孔孟特別重視發揚《尚書》的“修德”思惟，假如說孔子從暴政說修身，那么孟子則從性善論說修身。孟子認為人道本善，只需通過修養就能將人道之中本有的善端發揚光年夜，而有德之人方能治國安邦平全國。修身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年夜政治倫理傳統。

 

關鍵詞：《尚書》；政治品德抽像；德治；平易近本主義；修身

 

 

 

從倫理學的視閾，《尚書》在必定意義上可說是中國第一部古典品德文集和最早的倫理思惟史文獻，其主題是品德尤其是政治品德。孔子修訂《尚書》，并將其傳授門生，以達到弘揚品德尤其是政治品德的目標。通覽《尚書》，在非常豐富的政治倫理思惟中較為惹人注視的是其“政治品德抽像”說。

 

一、政治品德抽像與人才選拔

 

政治品德抽像凡是是指政治品德主體通過本身的表現，在知覺層面給人們形成一種具體的政治品德形態和政治品德面孔，它可以說是政治品德主體的精力性命地點，也是政治品德主體得以公道性存在的內在依據。政治品德主體的政治品德品性是內在的，往往不是僅憑直觀就可以掌握的，更不是僅憑邏輯推理就可以得知的。品德的深層本質是一種“實踐精力”，它是通過實踐表現出來并發生感化的。是以，人們對必定政治品德主體的認知，是通過其一系列的政治品德實踐行為構成了政治品德抽像，直接反應了必定政治品德主體內在的品德品性。

 

《尚書》中最先記載的是《虞書》五篇，在《虞書》五篇中，堯帝起首提出政治品德抽像講座場地是選拔人才的關鍵要素。堯帝自己就是一個具有傑出政治品德抽像的典范：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高低（《尚書·堯典》）。這段文字，高度歸納綜合了好事四海的堯帝之光輝的政治品德抽像。正因為堯帝自己擁有傑出的政治品德抽像，故他在舞蹈教室選拔帝位候選人時，也非常重視被選拔者的政治品德會議室出租抽像。《尚書·堯典瑜伽教室》載：堯帝在位17年后，開始挑選帝位的候選人。若何挑選呢？堯帝認為“明明揚側陋”，可以明察貴戚，也可以推舉位置卑微的人，眾年夜臣于是推薦了窮困的舜。堯帝問道，此人若何？眾年夜臣推薦：“瞽子，父頑，母囂，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于是，堯帝決定選取舜為帝位的候選人，對舜進行考核。先試著將其兩個女兒嫁給舜，又讓舜處理政務。“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年夜麓，烈風雷雨弗迷。”舜恰是以本身的政治品德實踐活動，塑造了德才兼備的傑出政治品德抽像，才幹成為堯帝的交班人。虞舜居帝位23年后，在考核帝位候選人時，也同樣非常重視候選人的會議室出租政治品德抽像。虞舜首選有好事的禹，但禹謙遜地推辭并推舉德澤下平易近的皋陶，但是皋陶也同樣謙遜地婉拒了。最后，虞舜下定決心選取了禹，他說：來，禹！降水儆予，成允勝利，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全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全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會議室出租，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平易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尚書·年夜禹謨》）。無疑，虞舜之所以確定禹為帝位候選人，最基礎上還是因為禹具有德才兼備的傑出政治品德抽像。

 

帝王不僅在考核帝位候選人，在選拔年夜臣之時也很是重視其政治品德抽像。當堯帝征詢年夜臣們要選拔“善治四時之職”之人時，年夜臣們推薦了堯帝之子丹朱，堯帝認為其說話虛妄，又好爭辯，分歧適。接著，堯帝要選拔善于處理政務者，年夜臣們又推薦了有防救水災之功的共工，堯帝則交流認為其花言巧語，陽奉陰違，貌似恭順，實則氣焰囂張，也分歧適。舜帝繼位后，選任一批年夜臣，后來選任了“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謙恭且治水有功的禹為司空，管理水土；封愛平易近而善種谷物稼穡的棄掌管農業；選用做火正而嘔心瀝血，深受蒼生愛戴的契為司徒，奉行教化；選拔創刑、造獄而正派的皋陶為掌管刑法的理官，成為中國的司法開山祖師；又命賢良的垂出任掌管百工之官；命勤奮的益任虞官，掌管山林；命禮貌待客的伯夷聚會場地任秩宗，掌管禮儀；命生涯在荒僻之地卻具有不凡音樂才幹的夔為樂官，掌管音樂和教導；命忠誠的龍任納言，發布號令并搜集意見。

 

周朝杰出的政治家周公旦，根據歷代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將帝王能否選任有德之人為輔臣，上升到關乎國家興亡之高度。周成王繼位時，周公就語重心長地告誡道：能否選任有德之人教學場地為輔臣，關系國家的長治久安。夏亡就在于“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尚書·立政》）。商王紂敗亡，也因“為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尚書·立政》）。于是，“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授命，奄甸萬姓”（《尚書·立政》）。所以，“立政用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　　　　　　　　人，其惟吉人，用勵相我國家”（《尚書·立政》）。假設設立官員，任用貪利奸佞的人，不依循于德性，君王終世都會沒有光榮。故從今以后設立官員，千萬不成任用貪利奸佞的君子，而應當任用仁慈賢能的人，用來盡力管理我們的國家。

 

二、政治品德抽像與王朝興亡

 

正如周公所總結的那樣，之所以要非常重視執政者的政治品德抽像，是因為實踐證明，執政者的政治品德抽像若何，直接關系到社稷國家的興亡。正因為堯帝的聚會場地好事四海，所以全國升平，“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蒼生。蒼生昭明，協和萬邦。百姓于變時雍”（《尚書·堯典》）。堯帝能發揚年夜德，使家族親密和氣。家族和氣以后，又辨明其他各族的政事。眾族的政事辨明了，又協調萬邦諸侯，眾平易近相遞變化友愛和氣起來。《尚書·舜典》記述，堯帝選拔了德才兼備的虞舜，虞舜輔助堯帝28年，立功立業，安寧全國。舜繼位后，任賢使能，“黜陟幽明，庶績咸熙”。罷免昏庸的官員，選拔賢明的官員，于是事業年夜興。《尚書·年夜禹謨》記載，因年夜禹德布四海，舜帝選取年夜禹作攝政。年夜禹上任奉行德政：“德惟善政，政在養平易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應用瑜伽場地、厚生、惟和教學場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意即修德重要表現在搞好政事，而為政的中間在于養育國民。水火金木土谷這六府要修治好，規矩國民品格、豐窮人平易近財用、改良國民生涯這三件事要相互共同。這九個方面的功業都要設定得有次序，有了次序，國民天然會歡欣鼓舞，歌功頌德。年夜禹繼位后，繼續奉行德政，萬平易近安悅。

 

執政者德才兼備，全國安寧，事業興盛。反之，則一定走向滅亡。因為政德的最基礎是對平易近的態度，假如愛平易近、護平易近、利平易近，則萬平易近擁戴；否則，就必將被國民所拋棄。年夜禹去世，其子啟樹立夏朝。然夏桀貪財好色，荒淫無恥，殘殺忠良，殘暴無道，國民仇恨地說：“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尚書·湯誓》）是以，“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尚書·湯誥》）。天道福佑惡人懲罰壞人，降災于夏國，以顯露他的罪過，最后夏桀被商湯所滅。商朝到紂王時，紂王荒淫無恥，殘暴無道，連他的年夜臣祖伊也說：個人空間“今我平易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尚書·西伯戡黎》）現在蒼生沒有誰不盼望年夜王滅亡，他們說：“老天為什么不降威罰呢？”順從平易近意，周武王向征討商紂王的將士們鼓動說，前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仇（《尚書·泰誓》）。商紂王朝終于因商朝奴隸戰爭平易近在後方倒戈而滅小樹屋亡，周公旦就指出：周之所以能夠代商而擁有全國，完整是因為周行德政，順從平易近意，國民擁戴周而拋棄商，“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尚書·多方》）。

 

正因為執政者的政治品德抽像直接影響到王朝的興亡，是以《尚書》中指出，執政者要想山河穩固，就必須高度重視本身傑出政治品德抽像的塑造。虞舜繼位當天，就向十二州長們進行唆使，舜帝在選拔年夜禹作攝政時，又語重心長地告誡年夜禹必定要謹慎對待所居的年夜位，切實做好想要做的每件事。年夜禹繼位后，年夜臣皋陶提示禹帝說：“允迪厥德交流，謨明弼諧。”（《尚書·皋陶謨》）皋陶接著舉出應當修養的“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尚書·皋陶謨》）。皋陶還說，帝王除了本身的修養之外，還要懂得臣下，安寧民氣，因此要特別重視順從平易近意。因為“天聰明，自我平易近聰明。天明畏，自我平易近明威。達于高低，敬哉有土”（《尚書·皋陶謨》）。

成湯滅夏，傳至商文王太甲。太宰伊訓教導嗣王太甲道：惟天主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年夜，墜厥宗（《尚書·伊訓》舞蹈教室）。當伊訓把政權歸還給太甲，將要告老還鄉時，還最后一次告誡太甲：“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唯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擺佈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平易近。其難其慎，惟和唯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尚書·咸有一德》）周滅商后，周武王向原商朝的名臣箕子詢問治國安邦之道。箕子說，治國安邦之道有“九法”：一為“五行”，二為“五事”，三為“八政”；四為“五紀”，五為“皇極”，六為“三德”，七為“稽疑”，八為“庶征”，九為“五福”。此中，箕子談到“皇極”時指出：“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百姓。惟時厥百姓于汝極。”（《尚書·洪范》）意即君王樹立政事要有法則：把握五福，用來廣泛地賞賜給臣平易近，這樣，臣平易近就會尊敬您的法則。所謂“五福”，即壽、富、康寧、好德和氣終。

 

周成王繼位，周公以史為鑒進言道：殷王中宗、高宗、祖甲敬德愛平易近，深受蒼生擁戴，在位久長。而后的殷王無德私密空間，尋求享樂，不知蒼生疾苦和逝世活，在位都很短暫。而我們周家的太王、王季、文王等都敬德愛平易近，重視品德修養，他們和藹、善良、仁慈、恭順，使萬平易近生涯和諧，在位久長。是以，“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萬平易近惟正之供。無皇曰：‘本日耽樂。’乃非平易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尚書·無逸》）此外，箕子還指出，治國理政應當奉行“三德”，即“一曰正派，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派，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超柔克”（《尚書·洪范》）。只要高度重視本身的政治品德抽像的塑造，在蒼生心中樹立起傑出的政治品德抽像，才幹堅持山河不易主。

 

三、政治品德抽像與中國政治倫理傳統

 

《尚書》作為中國陳舊而主要的歷史文獻，它的焦點在于政治倫理。《尚書》的“政治品德抽像”說對以后的中國政治，尤其是政治倫理影響極其深遠，其最重要、最具影響的是它孕育了中國現代三年夜政治倫理傳統。個人空間

 

一是“德治”傳統。現代倫理學家羅國杰師長教師指出：“《尚書》的整個政治思惟，可以說就是貫徹以德治為中間的統治經驗。”［1］60從堯、舜、禹三帝到夏、商、周三朝，都廣泛宣揚“德政”之理念。堯帝“克明俊德”（《尚書·堯典》）；舜帝“柔遠能邇，惇德允元”（《尚書·舜典》）；禹帝“德惟善政，政在養平易近”（《尚書·年夜禹謨》）。夏王啟在征討有扈氏時說：“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尚書·甘誓》）有扈氏之罪就在于棄絕德政。成湯滅夏時也向全國宣佈夏桀之罪：“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蒼生……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尚書·湯誥》）周武王撻伐商紂，為聲名出師的正義性，武王也向將士們揭穿商紂敗德之罪：“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平易近……皇天大怒，命我私密空間文考，肅將天威，年夜勛未集。”（《尚書·泰誓》）

 

周公在總結歷代治國安平易近的經驗教訓之基礎上，比較系統地提出了“德治”思惟。自夏王啟樹立夏朝，結束了以德禪讓的歷史后，提出“有夏服天命”（《尚書·召誥》）。由于歷史的慣性，夏也不克不及不談“德”，但其卻過舞蹈場地度依持天命，導致其逐漸拋棄了禪讓制時代的重德傳統。商朝代替了夏朝后，繼承發展了夏朝的“天命”觀，把天命思惟與宗教科學緊密結合起來。商王自稱是天主的兒子，即“下帝”也稱皇帝，同樣留意到了德政的主要意義，“用罪伐厥逝世，用德彰厥善”（《尚書·盤庚上》）。并且，商朝統治者開始把“天”與“德”聯系起來，這是由于他們在滅夏立國中，看到了夏朝政德的墮落與其塌臺息息相關。當然，其認識水平在商朝統治者那里還是比較單薄的，相對于“天命”和鬼神而言，他們更重視后者。周人滅商，以周公為代表的西周統治者雖然還需求應用“天命”的至高權威來論證小樹屋周朝的符合法規性，但他們更多地看到了政德執政代更迭中的關鍵感化。“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年夜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尚書·多士》）雖“天命靡常”，但問題的關鍵是統治者能否有德恤平易近。是者，天祐之；否者，天棄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尚書·蔡仲之命》），天主是掌管公正正義的，他只對有德的人予以輔佐和保佑。而“德”本是“天德”，便是上天立下的品德準則，“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鄙人”（《尚書·呂刑》）。由此，周公進一個步驟提出了“敬德保平易近”為焦點的德治思惟。既然“天”“德”統一，“皇天無親，唯德是輔”，那么就應當“敬德保平易近”。要想王權永固，就必須依照皇天天主的品德意志往實施德政，而德政的最基礎在于“保平易近”。

 

孔孟進一個步驟提出了“以德治國”論，孔子認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第二》）。在孔子看來，治國理政應當“德主刑輔”，因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平易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第二》）。孟子則在“性善論”基礎上提出“暴政霸道論”，認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是以，孟子鼎力奉行暴政霸道論：“處所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暴政于平易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進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經年齡戰國，秦統一全國。可是，秦朝張揚法家學說，以嚴刑峻法治國，焚書坑儒，結果平易近怨沸騰，二世而斬。漢武帝吸取秦亡之教訓，采納了儒學大師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奉行“德主刑輔”的以德治國之道，使國家興盛強年夜。從此，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長期以來的“德治”傳統。

 

二是“平易近本主義”傳統。《尚書》一以貫之的思惟，就是德政的最基礎在于“保平易近”，因為平易近是國之本。《尚書·堯典》在贊美堯帝的德政功績時就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蒼生。蒼生昭明，協和萬邦。百姓于變時雍。”舜帝剛繼位時囑咐十二州長的第一件事就是“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尚書·舜典》）。要依時生產平易近食，愛撫臣平易近。禹任攝政，就主張：“德惟善政，政在養平易近。”（《尚書·年夜禹謨》）年夜禹執政后，年夜臣皋陶又提示他說：君王治國行德政，最主要的是要遵從平易近意，因為“天聰明，自我平易近聰明。天明畏，自我平易近明威。達于高低，敬哉有土”（《尚書·皋陶謨》）。年夜禹之子啟樹立夏朝，傳至太康，然其無德，其弟五人，作歌勸誡：“皇祖有訓，平易近可近，不成下，平易近惟國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當成湯伐夏桀，指責桀王之罪惡時說：“‘夏罪其如臺？’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尚書·湯誓）夏王的罪惡畢竟怎么樣呢？夏王耗盡平易近力，剝削夏國的國民。成湯建商，傳至太甲時，年夜臣伊尹告誡太甲道：“后非平易近罔使；平易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平易近主罔與成厥功。”（《尚書·咸有一德》）周武王伐商紂，聲名其正義性：“無辜吁天，穢德彰聞。惟天惠平易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享福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缺乏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視自我平易近視，天聽自我平易近聽。蒼生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尚書·泰誓》）

 

周公輔政，奉行“敬德保平易近”的德治之道，他明確指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氣無常，惟惠之懷。”（《尚書·蔡仲之命》）皇天無親無疏，只輔助有德的人；民氣沒有常主，只是懷念仁愛之主。敬德必須落實在保平易近之上，敬德要下順平易近意，上順天意，順應民氣天意方能社稷永固。是以，“保平易近”實際上就是保社稷、保國家。

 

孟子發揚光年夜了從夏商周以來特別是周公的“保平易近”思惟，構成了其平易近本主義。孟子鮮明地提出：“平易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有平易近才幹有國，有國才幹有君；平易近是國之本，國是君之本。得民氣者才共享空間幹得全國。要得民氣就必須施暴政，行霸道。施暴政，行霸道的最基礎，就是愛平易近、惠平易近、安平易近、保平易近。“保平易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舞蹈場地》）愛撫蒼生而統一全國，就沒有誰能阻擋得住他的，假如君王實行蠻橫、虐政，平易近眾就可以發動湯武式反動，顛覆殘酷壓榨國民的暴君。由此，平易近本主義一向在中國傳統社會里流傳了幾千年，成為中國傳統社會最主要的政治倫理傳統。

 

三是“修身”傳統。正如前述，在《尚書》看來，政治品德抽像是選拔人才的關鍵要素，是影響王朝興亡私密空間的最主要條件。政治品德抽像的塑造是鞏固政權的治國年夜策，是以《尚書》非常重視執政者的品德修養。《尚書·年夜禹謨》記載，舜帝問政于私密空間年瑜伽場地夜臣，年夜禹說，實施德政首在修德，“惠迪吉，從逆兇，惟影響”（《尚書·年夜禹謨》）。但凡順道從善的就得福，逆道從惡的就得禍，好像影和響順從形體和聲音一樣。伯益也隨即進言道：“吁！戒哉！儆戒無虞，罔掉法式。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往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蒼生之譽，罔咈蒼生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尚書·年夜禹謨》）年夜禹即位，也問政于年夜臣。皋陶說，領導者要誠實地實行美德，就必須“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尚書·皋陶謨》）。商朝時，年夜臣伊尹教導嗣王太甲說：“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尚書·太甲中》），“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尚書·咸有一德》）。

 

孔孟特別重視發揚《尚書》的“修德”思惟。孔子主張行暴政必以修身為基，他說：“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克不及正其身，如君子何？”（《論語·子路》）子路向孔子請教：怎樣才幹成為一位正人，孔子說“修已以敬”“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蒼生”（《論語·憲問》）。只要修身才幹敬愛別人，才幹安寧別人，才幹安寧蒼生，才幹使全國安然。

 

假如說孔子從暴政說修身，那么孟子則從性善論說修身。孟子認為人道本善，只需通過修養，就能將人道之中本有的善端發揚光年夜而為有德之人；而有德之人方能治國安邦平全國。“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孟子又說：“古之人，失意，澤加于平易近；不失意，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全國。”（《孟子·盡心上》）在孔孟看來，修身之所以主要，是因為“全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而家之本在身、在已”［2］161。

 

依據孔孟這些思惟，《禮記·年夜學》歸納和發展了一個品德修養的有名“公式”：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古之欲明明德于全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全國平。自皇帝以致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從此，“修身”就成為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年夜政治倫理傳統。

 

參考文獻

 

［1］羅國杰主編.中國倫理學史［M］.北京：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08.

［2］陳瑛主編.中國倫理思惟史［M］.長沙：湖南教導出書社，2004.

 

責任編輯：柳君